1949年10月，北京上空还飘着礼炮余烟证配所官网浙江，各地的电台却在播送另一条消息——一些曾执掌兵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已流散海外。新生政权要稳固，统一战线格外重要，于是周恩来把目光投向香港，那里的显得举足轻重。
张发奎其人，早年参加护国运动，又在北伐时统领第四军，战功与脾性一样硬。40年代中期，他在第四战区与日军拉锯，留下“粤南铁军”一说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因与蒋介石素有龃龉而淡出核心，但资历犹在。这样一位身背“铁军”光环的老将，若能回归大陆，无疑会在军界与港澳侨界掀起连锁反应。
1950年初春，台湾当局开始“重新登记党员”。蒋介石、陈诚接连发电，言辞殷勤。张发奎看完电报，只皱了皱眉，把纸条掷进茶炉旁的竹篓，转身继续与友人在弥敦道喝早茶。对蒋氏父子的招呼，他用一句粤语解释：“无谓啰嗦。”
国民党碰壁，新中国统战部门的动作更为细致。周恩来先委托叶剑英向张发奎递出邀请，信里只谈乡情，不提政治。叶帅还特意找来当年共事的李朗如出面，希望用老同事的口吻软化对方。遗憾的是，信寄出后石沉大海，张发奎没有一句回复。
同年夏天，何香凝也写了一封信。她在文中批评了国民党高层的“反动行径”，并劝张发奎“认清大势”。言辞锋利，本意是敲山震虎，却碰了硬钉子——张发奎对亲近之人说，“旧事不必翻”。这一次的交锋让统战工作陷入停顿。
为了化解尴尬，周恩来找来李济深。李与张既是旧日战友，也是曾经的上级，知根知底。他用朴素笔调回顾北伐岁月，顺带陈述新中国军队改编现状，暗示“老友归队”绝非一句空话。档案馆保存的这封长信，至今仍能读到一句打动人心的话：“南下之路，仍需老兄共踏。”可惜，广东的信寄到香港，回复依旧是沉默。
时间推到1956年，统战部第三次调整策略，蔡廷锴登门。蔡在香港上环茶楼约见张发奎，两人自称“五虎将”仅剩几面之缘，情感牌打得谨慎。短暂寒暄后，蔡压低声音：“老张，走一趟大陆，看看也好。”张发奎轻轻摇头，只留下一句：“我两头都不会去。”坊间流传，这句话说完，他立刻转移话题谈起高尔夫球场的草坪养护，态度相当坚决。
周恩来没有放弃，又托程思远带去一张老照片——北伐时期的“师长合影”。照片上，四位老将中三人已在北京、广州任要职，唯独张发奎孤坐维港。程思远转述总理意见时很简短：“合拍续一张吧。”对话仅此一句，却重若千斤。张发奎端详照片良久，最终递还，对程说：“感谢厚意，余生只想在九龙过日子。”
从1950到1957，七年间，新中国方面先后四次更换联络人；而台湾方面的“请帖”更是络绎不绝。两边都看中张发奎的军政分量，可他始终保持香港中立，既不投蒋，也不返京。原因何在？主要有三。
其一，政治立场早被内部斗争磨损。他曾与蒋介石在“南昌劫机案”“桂粤之争”中互不相让，对任何形式的再度归队心有疑虑。其二，他对解放军的战力与纪律并不排斥，却担心回大陆后“铁军”历史被重新评估。三来，香港的经济与社交圈让他安逸，岁数已过花甲，再启奔波不合算。
有意思的是，张发奎虽然拒绝回归，却并未投身反共行列。1958年金门炮战爆发，他公开劝告台北方面“勿再挑衅”。这种态度让港英政府一度进退两难，只能默认他保持低调。1964年，他出售尖沙咀部分物业，捐款支持在香港的抗战老兵诊所，折射出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个人逻辑。
1970年代初，中美关系破冰。周恩来再度探询张发奎意向，但消息刚到香港，老人已患重病。1974年冬，他于跑马地养和医院逝世。遗嘱中只留下简短几行字，将部分遗产捐赠慈善机构，并嘱咐后人“不涉党务”。至此，关于他“何时回国”的讨论画上句号。
回顾七年的多方接触，可以看到周恩来统战方式的灵活：从情感到利益，从信件到登门，每一步都尊重对方。张发奎的选择同样符合个人利益与时代心理——不再为任何旗帜所用，亦不愿沦为政治符号。历史没有强行把他拉回某个阵营，却让这段曲折的邀请故事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独特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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