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鱼正东
1965年8月,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,我怀着沉重的、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新疆,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一石河子。
在陕西工作的二十年中,我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着石河子的一草一木,怀念着和我同甘共苦并肩战斗过的罗汝正同志。
1982年旧地重游,昔日和罗汝正同志在一起学习、生活的情景,历历在目,仿佛就发生在眼前,就如同在昨天,总觉得罗汝正同志并没有死,他就活在我和石河子人民的心中。
1
1949年11月,王震同志从老部队中抽调了三百多名干部,到二十二兵团二十六师做起义官兵的改造工作,当时我被派出担任师政治部主任。
临行之前,王司令员对我说:“小鱼,这个师的师长姓罗,叫罗汝正,原是黄埔四期的学员,是位爱国将领,为人正派,他是在新疆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名的将领之一。
展开剩余94%要改造这支部队,重要的是做好团结工作,要用我们老部队的好传统、好作风去影响他们、教育他们、改造他们,使之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。
十一月的北疆,已是千里冰封的寒冬季节。
在一间老乡住过的土平房里,我见到了罗汝正同志。
他一米八高的个头,浓眉大眼,气宇轩昂,是位标准的军人。虽说他戎马生涯几十年,转战南北,满口的福建话却一点也没变。
那时,他已过了不惑之年,而我还不满三十岁。年龄相差整整十一岁,可谓伯仲之间。
不久,我当了师里的副政委。到1951年上半年,便担任了师政治委员、党委书记。
从1949年到1965年的十五年中,我们形影不离,同心同德,开始了开发建设石河子戈壁绿洲的艰难历程。
在和罗汝正同志共事的日子里,我才知道,他也是个苦出身。
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1909年,罗汝正出生在福建汀州一个贫苦的市民家庭。在他4岁时,父亲就去世了,全靠他母亲纺线织布、替人洗衣服糊口度日。
为生计所迫,他很小辍学,去当地一家造纸厂当学徒,受尽了折磨。
1925年,他刚满16岁,怀着救国、救民的志向,只身去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。毕业后,在国民党旧军队中先后担任过团长、师长、旅长。
他耳闻目睹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,追求自由,向往光明。1949年人民解放军逼进河西走廊,在陶峙岳将军的感召下,他义无反顾,毅然决然地在给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起义通电上签了名,宣布和平起义,弃暗投明,终于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。
2
我现在常常责备自己,感到对不住罗汝正同志。
进疆后,我们正确地执行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,师、团两级干部没撤换一人,原有的三个团长先后都提拔到副师级以上领导岗位。
1957年反右运动,从师里实际情况出发,师部没划一个右派。相反,因经济建设急需,重用过一些错划右派和劳改犯中的知识分子,因此遭到批判斗争,还给我捏造了所谓的“十大罪状”。
整人的人受表扬,干工作的人挨批判,我真想不通,在这种背景下离开了新疆。
我到陕西不久,罗汝正同志从北京开会路过去看我,要求到陕西和我一起工作。
我虽然离开了石河子,可石河子有我们的事业;而罗汝正同志在部队中又有威望。所以考虑再三,没有答应他的要求,劝他在石河子安心工作。
我还给他许诺:“过几年,我一定去石河子看你。”他非常高兴地走了,想不到,这竟是我们的永别。
他回到新疆后,先遭到隔离审查,后又银铛入狱。在关押期间,对他严刑拷打,非法逼供,要他承认是“假起义,真潜伏”,要他交出什么电台和密码。
他说:“我起义有功,我不是特务,我没有罪。”他在狱中写下了两句诗:一流溪水无古今,两袖清风闹革命。这两句诗,表现了他的为人,以及对党的耿耿丹心。
1968年春,他逃了出来,准备到兵团喊冤,刚逃到玛纳斯就被抓了回去。直到1969年夏末,竟被逼成精神分裂症。
1973年秋,罗汝正,这位起义有功之臣,为石河子建设作“过贡献的好同志、好干部,含冤离开了人世。噩耗传来,我的心碎了。
我从内心喊出的惟一的一句话是:“老罗,我对不起你,对不起你啊!"
罗汝正同志在品行上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在旧军队里当了那么多年的官,但却是很正派的。起义后,他积极接受思想改造,坚决拥护党的领导,听党的话,一心一意跟党走,从没动摇过。
记得部队刚起义时,许多官兵对党的政策不了解,一些反动军官便趁机煽动不满情绪,恶毒攻击党的领导。
罗汝正同志坚决和党站在一起,同反动军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,打击了敌人,教育了群众。
1950年2月,我到七十七团(现在的一四三团)后,听说一营的营长和一个连长很反动,决定去这个营召开干部座谈会,揭露他们的反动阴谋。
当时去的有团政委惠奋、政治处主任李廷智。营长是个河北人,在座谈会上公开辱骂领导人,还说什么“胜者为王,败者为寇,哪里来的真理”。
一个姓韩的连长,反动气焰也非常嚣张。后来,还听说一个连长亮出了手枪要动武。
当时,我火冒三丈,严正地警告他们:“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天下,你们起义了,就属于党的军队,谁再要反共,一定要军法处置,决没有好下场!"
过后,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罗汝正,他听了非常气愤。
四月份,七十七团召开官兵会。他和我商量由他出面先讲,他说:“我们起义后就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,共产党光明磊落配资app官网,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和光荣,谁如果还要造谣生事,蛊惑人心,我罗汝正就对他不客气。”
说到这里,他狠狠地用眼睛盯着那个营长和连长。他在起义官兵中威望很高,起义人员对他很尊重,都愿服从他的领导。他的讲话教育了群众,团结了大多数,个别反动军官被孤立起来了。
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,罗汝正对我说:“七十七团一营长和那个连长是害群之马,非镇压不可。”
营长和那个连长被镇压后,对跟着起哄的少数军官进行了教育,从此,七十七团的官兵再没发生任何反对改造、攻击党的领导的事情。
在十多年里,罗汝正同志很注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。他自觉地按照党的要求改造自己,改造部队,带好部队。
1950年,部队开展立功创模活动。在这一活动中,起义官兵中涌现了许多劳动生产模范。
在宴请劳模吃饭时,罗汝正给一位老部下王庆和祝酒。他说:“今天看到这么多老部下当了劳模,我非常高兴,为我部下的进步干杯。”
王庆和说:“师长,我不是你个人的部下,我们现在都是共产党的人,我们是共产党培育出来的劳动模范。”
罗汝正听了不仅没生气,反而非常兴奋,连声说:“说得好,说得好,为大家思想、劳动双丰收干杯!”
他开怀畅饮,好不痛快。以后,每当提及此事,他常对我说:“旧军队把人变成鬼,共产党把鬼变成人。过去当兵吃粮的,只知道服从长官意志,为长官效忠尽责;现在都知道为党负责,为人民服务了,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!往后,我有什么缺点你可要多帮助,我不抓紧思想改造,就要落后于形势,落后于群众,就会被历史所淘汰。”
3
改造起义部队不能靠武力,靠枪炮,而要靠党的政策,靠人民军队的好传统、好作风去感化教育他们。
我牢记王司令员的这个指示,在部队中靠党的团结、教育、改造的方针,靠党的政治工作,使官兵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,部队热情高昂,逐步由压迫人民的旧军队转变为受各族人民爱戴的新型军队。
在改造这支起义部队的过程中,我们对罗汝正同志和他的部属政治上关心,生活上照顾,互相信任,互相帮助,做到了赤诚相见,肝胆相照。
1950年夏季,我和罗汝正同志去七十六团(现在的一三六团),在返回石河子途中,车子出了故障,只好到沙湾县一家老乡家借宿。
他心宽体胖,能吃、能干、能睡,刚躺下就呼呼入睡打开了呼噜,我一点也睡不着,只好移到院子里去睡,到天亮也没睡着。
早起,他发现我睡在院子里,很是过意不去。以后,只要我们两人外出,他总是叫我单独住,条件不允许时,就让我先睡,等我睡着了他再睡。
有些人受“左”的思想的影响,对起义同志看不起,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的革命,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者。
人家起义了,就是一家人了。过去,帝王将相对归顺人员都能一视同仁,惟才是举,更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,要解放全人类,没有宽广胸怀怎么行!在这个问题上,农八师党委和领导认识是统一的,态度是明朗的。
1954年,我第一次去北京开会。罗汝正在北京有一所房子,他的岳母、爱人李秀芗和一个终身未嫁的姐姐,还有罗的两个孩子住在那里。
会议期间,我专门去看望了他们。当时,他的岳母已六十开外,见了我不知何许人。
我自我介绍:“大娘,我是从新疆来的,和你女婿罗汝正同志在一起共事,叫鱼正东。”
老人听说我就是鱼正东,两眼放光,一边请我坐,一边给我沏茶,忙个不停,嘴里不住地说:“汝正来信经常提到你。"接着,老人家又亲自动手包饺子给我吃,还一个劲往我碗里挟,看到老人家那份诚意,那顿饭,我多吃了大半碗哩。
三十多年来,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到他家看看,似乎成了我的习惯。
1956年,兵团转来个条子,说有人检举罗汝正同志同台湾有关系,要警惕,我对兵团来的同志说:“罗汝正同志起义以来表现积极,拥护党的领导,他同台湾有关系那是过去的事,现在没有,我们就要相信他,而不能去监视他、敌视他,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,没有证据我们不能乱怀疑。"
在以后的岁月里,师党委对罗汝正同志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。
1957年下半年,北京市为他的房子问题发来公函,说这个房子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房子,要没收。
我问罗汝正在北京的房子是怎么回事,他告诉我:1933年到1934年,他的部队在北平驻防。
那时,他的军阶是中校,月薪九十块大洋,每月伙食费只需十来块钱,就用七十块大洋买下了一套四合院。
后来,和北京一位幼师毕业的女学生李秀芗结了婚,婚后就住在这套四合院里。
讲明情况后,他又补充了一句:“组织上怎么处理,我服从组织决定。”
根据这个情况,我们以农八师党委的名义给北京市复函:罗汝正同志在北京的住房,属于私人财产。罗汝正不是反动军官,而是起义有功将领,应对他的房子给予保护。
北京市人民政府接到复函后,没有没收他的住房。现在,罗汝正的爱人李秀芗和她的姐姐仍住在那里。
这件事,使罗汝正很受感动和教育。他说:“共产党实事求是,说话算数,真是正确伟大。”
接着,他像小姑娘似地搓着手,羞涩地红着脸低声说:“我要入党。政委,你看我够条件吗?共产党好,我要一心一意跟党走,入了党我要更好的为党工作。我知道,做一个共产党员不简单,要求条件高,我要创造条件,争取入党,请党相信我,考验我。”
我记得他这样的请求不止一次了。那时,对国民党起义的高级将领入党,政审是相当严的,基本上是关门政策。所以,我一方面表扬他积极靠拢组织,要求进步的行动,一方面又解释说:“老罗,干革命不分党内党外,只要真心实意就行,你真心干革命在党外也是一样的。”
我知道,他入党的愿望非常强烈,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,申请入党的要求从没间断过,这是他最大、最高的追求。
可是,却没有使他如愿以偿,至今越想越感到对不起他。
4
部队起义后,就屯垦戍边的伟大任务。部队由过去的上操训练、演习打靶,转移到开荒造田的经济建设上,罗汝正同志的工作也由军事指挥,变为执行生产计划上来了。
他得像一个刚进学堂的小学生,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军人面前无困难。他深入各团了解开荒和生产进度,制定垦植规划,安排越冬准备。从生产到部队的衣食住行都得管,这个家真不好当。
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,他常常下部队,一去就是半个多月,一啊!到夏季,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“非洲人”。
记得1952年,我和他骑马到泉水地勘查,泉水地水位很高,到处是芦苇和沼泽。
那时,我体重只有九十来斤,而他却一百五十多斤,到一块沼泽地我骑马过去了,他因体重,马蹄子陷得很深,过不去。就只好下马牵着,鞋子和裤子都搞得水淋淋的。
我看他累得满头大汗,就说:“够劲吧?”
“没关系!”他笑着回答。
我建议坐下来歇一会儿,一休息他就掏出笔记本来记日记。他的字写得很工整,很漂亮,一笔一划,一点也不潦草。
后来,七十八团调到泉水地,我俩经常去,一去就是两三天,出门总带三样东西:馍、水壶和一条毛毯。
渴了喝口水,饿了啃口馍。白天晚上蚊虫成群,一休息就得点火熏蚊子,人坐在下风头,蚊子熏跑了,人也熏得直流眼泪。
一天晚上,我们住在泉水地附近家老乡家里,蚊子太多,天气热又睡不着,我们就谈起了未来。谈未来,给人以希望,给人克服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。
他说:“政委,过去我当兵扛枪,也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谁知误入歧途,回想起来,真像做了一噩梦。现在党让我们屯垦戍边,为人民造福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。眼下我们风餐露宿,用坎土曼开荒,将来我们种地用拖拉机,正像战士们说的那样:铁牛遍地走,点灯不用油,办工厂,盖学堂,人人都能住上电灯电话的新楼房。到那时候,我们就再也不怕蚊子咬了,这大青马也要进历史博物馆了!”
他讲的是那样自信、肯定,我们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,进人了甜蜜的梦乡。
1958年,开发莫索湾的战斗打响了。我和罗汝正又到了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。
在莫索湾时,他自己带了个小锅做饭吃,最上等的菜要算吃田鼠了。
莫索湾的田鼠真多,一浇水成千的田鼠到处跑,他就去逮,做的田鼠肉香味扑鼻。
一天,他端着做好的田鼠肉请我吃,我见了田鼠就恶心,不想吃,便拒绝了。
他看我执意不吃就索性自己边吃边说:“太好吃啦,不吃就亏了!”
吃得那样津津有味。到底好吃不好吃,我至今也不知道。现在回想起来,当初没有亲口尝尝他做的田鼠肉,感到非常遗憾。
在开发莫索湾的两年中,师里领导要数他在现场的时间最长。他有个很好的习惯,就是十多年如一日坚持记日记。
他分管的每一项工作,以及新修的每一条渠道,每一座水库,每一条林带,每一块条田的地理方位都记载得一清二楚,到六十年代他整整记了三十多本工作日记。
部队投入大生产后,仍非常重视植树造林,绿化边疆的工作。当时,分工罗汝正同志重点抓。结果,莫索湾垦区当年开垦,当年植树上万亩。
他非常爱树爱花。1953年农八师一搬进石河子新建的师部大院,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植树、种花。小小庭院,培植了一个占地两亩的西花园,栽上了松柏,人行道两旁也都栽上了树。
有些地方,还用葡萄树搭起了绿色的长廊。一到秋季,院内鸟语花香,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挂满了架,犹如进入一个植物园,别有一番情趣。
罗汝正同志家养了不少花,门前栽了好多丁香树。在他的影响下,师部大院专门盖了个花房,不少办公室也都养了花,光我家各种花卉就多达三十多盆。
他常说: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我们要多栽树为子孙后代造福。”每到植树季节,他都是积极分子。
记得有一年春天,他的表侄石鲁由北京来他家寄读,正逢植树时节,他拉他非要去植树不可。一天下来,小石鲁双手打满了血泡,他看了看,语重心长地鼓励他:“要很好地锻炼,新社会的青年应当能文能武才行。”
那时,农八师的绿化工作搞得好,甘肃、陕西、山西、宁夏、青海、内蒙古等许多省区的代表,都前来参观学习。
特殊时期中,种树、种花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,但罗汝正到死还爱树如命。1973年7月,他已生命垂危才被准许保外就医,住在由他亲自负责施工的农八师医院。
当他看到医院门前的树,因缺水而枯萎,非常心痛,喃喃地说:“栽一棵树多不容易啊,树旱成这样子,再不浇水就要死了。”
于是,他带病和工人们一起拉管子给树浇水,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。这年9月,他含冤离开了人世。
5
罗汝正同志宽厚待人、关心同志的美德,在全师传为佳话。原师政委王季龙、副政委杨贯之,1961年受到不公正,春节马上要到了,在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下,他特意托人在食品厂买了十几斤糖果,带着孩子去给他们拜年。
王季龙很是感动,说:“老罗啊,你还敢来看我们?"
罗汝正同志说:“你们都是老同志了,过年了,带孩子们来看看你们,叫他们不要忘记叔叔阿姨们。"
他胸怀宽广,从不记成见,看同志是看到别人的长处。
一九五0年六月,我和他到七十八团检查工作,团长王慕韩脾气暴躁,但人聪明能干,很有本事。
当时,团部机关都在地窝子办公。他知道罗汝正来了,就在地窝子里大骂罗,说他没能耐,声调很高。
我们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,罗却装着没听见。
我后来严肃地批评了王慕韩:“对同志有意见不能采取谩骂的态度,有意见可以当面提,骂人不是共产党的作风。”
这件事发生后,罗汝正到七十八团去,还和往常一样同王慕韩一块研究工作。
1955年根据工作需要,组织上决定调任王慕韩为副师长,征求罗的意见时,他非常赞成。王慕韩来师里工作后,他们俩又配合得很好。
张天盘跟随他三十多年,一直在他家当勤务兵,他待张像亲兄弟一样。
1952年,罗汝正买了一块手表,就把自己的怀表送给了张,后来又给张送过一块表,可他自己的儿女,无论大小没有一人戴表的。
1962年,张天盘已经五十多岁了,他还帮助成了家。凡是和他认识、打过交道的人,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,都被他为人热情而谦虚,善于团结人,乐于帮助人的精神所感动。
6
1965年7月,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石河子。罗汝正同志多么想跟当年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问声好,说句话呀!
这样的幸运终于降临了。总理在视察石河子垦区后,接见了先进人物和各方面的代表,并要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。
照相时,兵团领导张仲瀚领他到总理跟前,介绍说:“总理,这是您的学生,叫罗汝正,他是黄埔四期的,在新疆和平起义中立了功,是起义通电上签名的高级将领之一。起义到现在,一直是这个师的师长。”
总理听了介绍后,上前同罗汝正紧紧握手,说:“你起义有功,屯垦戍边的工作也搞得很好,咱们一起照个相。”
总理招呼大家坐下照相,罗汝正和总理离得很近。欢送周总理时,总理一定要和他坐在一个车子里,罗汝正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回到家中,他高兴地对爱人和孩子们说:“我见到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,周总理还和我握了手,问了我的情况,现在我是天下最幸福、最富有的人了。”
兴奋使他返老还童,像小孩那样快乐和高兴。他把周总理的题词和陈副总理的诗,念给家里人听。
他还把周总理的题词和陈毅副总理的诗,一笔一划、工工整整抄写在日记本上,铭刻在心里。
1965年10月,罗汝正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。在天安门城楼上,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他,健步来到面前,亲切地说:“你是黄埔四期的罗汝正,今天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总理握着他的手:“你起义有功,我们党是不会忘记的。”总理超人的记忆,使他惊呆了,他们只见过一面,况且总理日理万机,还把他这个起义将领牢牢记在心上。
罗汝正这个铁血汉子,此时此刻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他兴奋地对爱人说:“总理还记着我,说我起义有功,我瞎摸了大半辈子,总算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,找到了我的归宿。”
1982年夏季,我重返石河子,这里的老军垦和他们的后代们,使戈壁新城石河子出脱得更加英姿迷人,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老罗,你安息吧!你和农八师广大军垦战士开创的农垦事业后继有人,兴旺发达,一定能够对边疆各族人民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千秋功罪,自有人评说。拨乱反正后,罗汝正同志的沉冤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。
历史是谁也篡改不了的。罗汝正同志通电起义有功,是人民的功臣,这就是历史。起义后,他拥护党的领导,忠诚党的事业,作风正派,光明磊落,他严以律已,宽以待人,对同志披肝沥胆;他对工作认真负责,兢兢业业。他率领广大官兵屯垦戍边,风餐露宿,披荆斩棘,布衣素食,身先士卒,含辛茹苦,历经艰难,在开发边疆、建设边疆的伟大斗争中,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石河子的创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。 #优质图文扶持计划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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