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资app官网 1949年我被派往新疆起义部队，认识了比我大十几岁的师长，他的言行令我敬佩

文/鱼正东

1965年8月，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，我怀着沉重的、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新疆，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一石河子。

在陕西工作的二十年中，我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着石河子的一草一木，怀念着和我同甘共苦并肩战斗过的罗汝正同志。

1982年旧地重游，昔日和罗汝正同志在一起学习、生活的情景，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发生在眼前，就如同在昨天，总觉得罗汝正同志并没有死，他就活在我和石河子人民的心中。

1949年11月，王震同志从老部队中抽调了三百多名干部，到二十二兵团二十六师做起义官兵的改造工作，当时我被派出担任师政治部主任。

临行之前，王司令员对我说:“小鱼，这个师的师长姓罗，叫罗汝正，原是黄埔四期的学员，是位爱国将领,为人正派，他是在新疆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名的将领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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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改造这支部队，重要的是做好团结工作，要用我们老部队的好传统、好作风去影响他们、教育他们、改造他们，使之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。

十一月的北疆，已是千里冰封的寒冬季节。

在一间老乡住过的土平房里，我见到了罗汝正同志。

他一米八高的个头，浓眉大眼，气宇轩昂，是位标准的军人。虽说他戎马生涯几十年，转战南北，满口的福建话却一点也没变。

那时，他已过了不惑之年，而我还不满三十岁。年龄相差整整十一岁，可谓伯仲之间。

不久，我当了师里的副政委。到1951年上半年，便担任了师政治委员、党委书记。

从1949年到1965年的十五年中，我们形影不离，同心同德，开始了开发建设石河子戈壁绿洲的艰难历程。

在和罗汝正同志共事的日子里，我才知道，他也是个苦出身。

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
1909年，罗汝正出生在福建汀州一个贫苦的市民家庭。在他4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全靠他母亲纺线织布、替人洗衣服糊口度日。

为生计所迫，他很小辍学，去当地一家造纸厂当学徒，受尽了折磨。

1925年，他刚满16岁，怀着救国、救民的志向，只身去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。毕业后，在国民党旧军队中先后担任过团长、师长、旅长。

他耳闻目睹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，追求自由，向往光明。1949年人民解放军逼进河西走廊，在陶峙岳将军的感召下，他义无反顾，毅然决然地在给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起义通电上签了名，宣布和平起义，弃暗投明，终于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。

我现在常常责备自己，感到对不住罗汝正同志。

进疆后，我们正确地执行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，师、团两级干部没撤换一人，原有的三个团长先后都提拔到副师级以上领导岗位。

1957年反右运动，从师里实际情况出发，师部没划一个右派。相反，因经济建设急需，重用过一些错划右派和劳改犯中的知识分子，因此遭到批判斗争，还给我捏造了所谓的“十大罪状”。

整人的人受表扬，干工作的人挨批判，我真想不通，在这种背景下离开了新疆。

我到陕西不久，罗汝正同志从北京开会路过去看我，要求到陕西和我一起工作。

我虽然离开了石河子，可石河子有我们的事业;而罗汝正同志在部队中又有威望。所以考虑再三，没有答应他的要求，劝他在石河子安心工作。

我还给他许诺:“过几年，我一定去石河子看你。”他非常高兴地走了，想不到，这竟是我们的永别。

他回到新疆后，先遭到隔离审查，后又银铛入狱。在关押期间，对他严刑拷打，非法逼供，要他承认是“假起义，真潜伏”，要他交出什么电台和密码。

他说:“我起义有功，我不是特务，我没有罪。”他在狱中写下了两句诗:一流溪水无古今，两袖清风闹革命。这两句诗，表现了他的为人，以及对党的耿耿丹心。

1968年春，他逃了出来，准备到兵团喊冤，刚逃到玛纳斯就被抓了回去。直到1969年夏末，竟被逼成精神分裂症。

1973年秋，罗汝正，这位起义有功之臣，为石河子建设作“过贡献的好同志、好干部，含冤离开了人世。噩耗传来，我的心碎了。

我从内心喊出的惟一的一句话是:“老罗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啊!"

罗汝正同志在品行上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在旧军队里当了那么多年的官，但却是很正派的。起义后，他积极接受思想改造，坚决拥护党的领导，听党的话，一心一意跟党走，从没动摇过。

记得部队刚起义时，许多官兵对党的政策不了解，一些反动军官便趁机煽动不满情绪，恶毒攻击党的领导。

罗汝正同志坚决和党站在一起，同反动军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打击了敌人，教育了群众。

1950年2月，我到七十七团(现在的一四三团)后，听说一营的营长和一个连长很反动，决定去这个营召开干部座谈会，揭露他们的反动阴谋。

当时去的有团政委惠奋、政治处主任李廷智。营长是个河北人，在座谈会上公开辱骂领导人，还说什么“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哪里来的真理”。

一个姓韩的连长，反动气焰也非常嚣张。后来，还听说一个连长亮出了手枪要动武。

当时，我火冒三丈，严正地警告他们:“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天下，你们起义了，就属于党的军队，谁再要反共，一定要军法处置，决没有好下场!"

过后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罗汝正，他听了非常气愤。

四月份，七十七团召开官兵会。他和我商量由他出面先讲，他说:“我们起义后就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共产党光明磊落配资app官网，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和光荣，谁如果还要造谣生事，蛊惑人心，我罗汝正就对他不客气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狠狠地用眼睛盯着那个营长和连长。他在起义官兵中威望很高，起义人员对他很尊重，都愿服从他的领导。他的讲话教育了群众，团结了大多数，个别反动军官被孤立起来了。

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，罗汝正对我说:“七十七团一营长和那个连长是害群之马，非镇压不可。”

营长和那个连长被镇压后，对跟着起哄的少数军官进行了教育，从此，七十七团的官兵再没发生任何反对改造、攻击党的领导的事情。

在十多年里，罗汝正同志很注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。他自觉地按照党的要求改造自己，改造部队，带好部队。

1950年，部队开展立功创模活动。在这一活动中，起义官兵中涌现了许多劳动生产模范。

在宴请劳模吃饭时，罗汝正给一位老部下王庆和祝酒。他说:“今天看到这么多老部下当了劳模，我非常高兴，为我部下的进步干杯。”

王庆和说:“师长，我不是你个人的部下，我们现在都是共产党的人，我们是共产党培育出来的劳动模范。”

罗汝正听了不仅没生气，反而非常兴奋，连声说:“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为大家思想、劳动双丰收干杯!”

他开怀畅饮，好不痛快。以后，每当提及此事，他常对我说:“旧军队把人变成鬼，共产党把鬼变成人。过去当兵吃粮的，只知道服从长官意志，为长官效忠尽责;现在都知道为党负责，为人民服务了，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!往后，我有什么缺点你可要多帮助，我不抓紧思想改造，就要落后于形势，落后于群众，就会被历史所淘汰。”

改造起义部队不能靠武力，靠枪炮，而要靠党的政策，靠人民军队的好传统、好作风去感化教育他们。

我牢记王司令员的这个指示，在部队中靠党的团结、教育、改造的方针，靠党的政治工作，使官兵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，部队热情高昂，逐步由压迫人民的旧军队转变为受各族人民爱戴的新型军队。

在改造这支起义部队的过程中，我们对罗汝正同志和他的部属政治上关心，生活上照顾，互相信任，互相帮助，做到了赤诚相见，肝胆相照。

1950年夏季，我和罗汝正同志去七十六团(现在的一三六团)，在返回石河子途中，车子出了故障，只好到沙湾县一家老乡家借宿。

他心宽体胖，能吃、能干、能睡，刚躺下就呼呼入睡打开了呼噜，我一点也睡不着，只好移到院子里去睡，到天亮也没睡着。

早起，他发现我睡在院子里，很是过意不去。以后，只要我们两人外出，他总是叫我单独住，条件不允许时，就让我先睡，等我睡着了他再睡。

有些人受“左”的思想的影响，对起义同志看不起，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的革命，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者。

人家起义了，就是一家人了。过去，帝王将相对归顺人员都能一视同仁，惟才是举，更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，要解放全人类，没有宽广胸怀怎么行!在这个问题上，农八师党委和领导认识是统一的，态度是明朗的。

1954年，我第一次去北京开会。罗汝正在北京有一所房子，他的岳母、爱人李秀芗和一个终身未嫁的姐姐，还有罗的两个孩子住在那里。

会议期间，我专门去看望了他们。当时，他的岳母已六十开外，见了我不知何许人。

我自我介绍:“大娘，我是从新疆来的，和你女婿罗汝正同志在一起共事，叫鱼正东。”

老人听说我就是鱼正东，两眼放光，一边请我坐，一边给我沏茶，忙个不停，嘴里不住地说:“汝正来信经常提到你。"接着，老人家又亲自动手包饺子给我吃，还一个劲往我碗里挟，看到老人家那份诚意，那顿饭，我多吃了大半碗哩。

三十多年来，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到他家看看，似乎成了我的习惯。

1956年，兵团转来个条子，说有人检举罗汝正同志同台湾有关系，要警惕，我对兵团来的同志说:“罗汝正同志起义以来表现积极，拥护党的领导，他同台湾有关系那是过去的事，现在没有，我们就要相信他，而不能去监视他、敌视他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没有证据我们不能乱怀疑。"
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师党委对罗汝正同志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。

1957年下半年，北京市为他的房子问题发来公函，说这个房子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房子，要没收。

我问罗汝正在北京的房子是怎么回事，他告诉我:1933年到1934年，他的部队在北平驻防。

那时，他的军阶是中校，月薪九十块大洋，每月伙食费只需十来块钱，就用七十块大洋买下了一套四合院。

后来，和北京一位幼师毕业的女学生李秀芗结了婚，婚后就住在这套四合院里。

讲明情况后，他又补充了一句:“组织上怎么处理，我服从组织决定。”

根据这个情况，我们以农八师党委的名义给北京市复函:罗汝正同志在北京的住房，属于私人财产。罗汝正不是反动军官，而是起义有功将领，应对他的房子给予保护。

北京市人民政府接到复函后,没有没收他的住房。现在，罗汝正的爱人李秀芗和她的姐姐仍住在那里。

这件事，使罗汝正很受感动和教育。他说:“共产党实事求是，说话算数，真是正确伟大。”

接着，他像小姑娘似地搓着手，羞涩地红着脸低声说:“我要入党。政委，你看我够条件吗?共产党好，我要一心一意跟党走，入了党我要更好的为党工作。我知道，做一个共产党员不简单，要求条件高，我要创造条件，争取入党，请党相信我，考验我。”

我记得他这样的请求不止一次了。那时，对国民党起义的高级将领入党，政审是相当严的，基本上是关门政策。所以，我一方面表扬他积极靠拢组织，要求进步的行动，一方面又解释说:“老罗，干革命不分党内党外，只要真心实意就行，你真心干革命在党外也是一样的。”

我知道，他入党的愿望非常强烈，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，申请入党的要求从没间断过，这是他最大、最高的追求。

可是，却没有使他如愿以偿，至今越想越感到对不起他。

部队起义后，就屯垦戍边的伟大任务。部队由过去的上操训练、演习打靶，转移到开荒造田的经济建设上，罗汝正同志的工作也由军事指挥，变为执行生产计划上来了。

他得像一个刚进学堂的小学生，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军人面前无困难。他深入各团了解开荒和生产进度，制定垦植规划，安排越冬准备。从生产到部队的衣食住行都得管，这个家真不好当。

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，他常常下部队，一去就是半个多月，一啊!到夏季，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“非洲人”。

记得1952年，我和他骑马到泉水地勘查，泉水地水位很高，到处是芦苇和沼泽。

那时，我体重只有九十来斤，而他却一百五十多斤，到一块沼泽地我骑马过去了，他因体重，马蹄子陷得很深，过不去。就只好下马牵着，鞋子和裤子都搞得水淋淋的。

我看他累得满头大汗，就说:“够劲吧?”

“没关系!”他笑着回答。

我建议坐下来歇一会儿，一休息他就掏出笔记本来记日记。他的字写得很工整，很漂亮，一笔一划，一点也不潦草。

后来，七十八团调到泉水地，我俩经常去，一去就是两三天，出门总带三样东西:馍、水壶和一条毛毯。

渴了喝口水，饿了啃口馍。白天晚上蚊虫成群，一休息就得点火熏蚊子，人坐在下风头，蚊子熏跑了，人也熏得直流眼泪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住在泉水地附近家老乡家里，蚊子太多，天气热又睡不着，我们就谈起了未来。谈未来，给人以希望，给人克服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。

他说:“政委，过去我当兵扛枪，也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谁知误入歧途，回想起来，真像做了一噩梦。现在党让我们屯垦戍边，为人民造福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。眼下我们风餐露宿，用坎土曼开荒，将来我们种地用拖拉机，正像战士们说的那样:铁牛遍地走，点灯不用油，办工厂，盖学堂，人人都能住上电灯电话的新楼房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再也不怕蚊子咬了，这大青马也要进历史博物馆了!”

他讲的是那样自信、肯定，我们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进人了甜蜜的梦乡。

1958年，开发莫索湾的战斗打响了。我和罗汝正又到了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。

在莫索湾时，他自己带了个小锅做饭吃，最上等的菜要算吃田鼠了。

莫索湾的田鼠真多，一浇水成千的田鼠到处跑，他就去逮，做的田鼠肉香味扑鼻。

一天，他端着做好的田鼠肉请我吃，我见了田鼠就恶心，不想吃，便拒绝了。

他看我执意不吃就索性自己边吃边说:“太好吃啦，不吃就亏了!”

吃得那样津津有味。到底好吃不好吃，我至今也不知道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初没有亲口尝尝他做的田鼠肉，感到非常遗憾。

在开发莫索湾的两年中，师里领导要数他在现场的时间最长。他有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十多年如一日坚持记日记。

他分管的每一项工作，以及新修的每一条渠道，每一座水库，每一条林带，每一块条田的地理方位都记载得一清二楚，到六十年代他整整记了三十多本工作日记。

部队投入大生产后，仍非常重视植树造林，绿化边疆的工作。当时，分工罗汝正同志重点抓。结果，莫索湾垦区当年开垦，当年植树上万亩。

他非常爱树爱花。1953年农八师一搬进石河子新建的师部大院，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植树、种花。小小庭院，培植了一个占地两亩的西花园，栽上了松柏，人行道两旁也都栽上了树。

有些地方，还用葡萄树搭起了绿色的长廊。一到秋季，院内鸟语花香，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挂满了架，犹如进入一个植物园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罗汝正同志家养了不少花，门前栽了好多丁香树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师部大院专门盖了个花房，不少办公室也都养了花，光我家各种花卉就多达三十多盆。

他常说: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我们要多栽树为子孙后代造福。”每到植树季节，他都是积极分子。

记得有一年春天，他的表侄石鲁由北京来他家寄读，正逢植树时节，他拉他非要去植树不可。一天下来，小石鲁双手打满了血泡，他看了看，语重心长地鼓励他:“要很好地锻炼，新社会的青年应当能文能武才行。”

那时，农八师的绿化工作搞得好，甘肃、陕西、山西、宁夏、青海、内蒙古等许多省区的代表，都前来参观学习。

特殊时期中，种树、种花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，但罗汝正到死还爱树如命。1973年7月，他已生命垂危才被准许保外就医，住在由他亲自负责施工的农八师医院。

当他看到医院门前的树，因缺水而枯萎，非常心痛，喃喃地说:“栽一棵树多不容易啊，树旱成这样子，再不浇水就要死了。”

于是，他带病和工人们一起拉管子给树浇水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。这年9月，他含冤离开了人世。

罗汝正同志宽厚待人、关心同志的美德，在全师传为佳话。原师政委王季龙、副政委杨贯之，1961年受到不公正，春节马上要到了，在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下，他特意托人在食品厂买了十几斤糖果，带着孩子去给他们拜年。

王季龙很是感动，说:“老罗啊，你还敢来看我们?"

罗汝正同志说:“你们都是老同志了，过年了，带孩子们来看看你们，叫他们不要忘记叔叔阿姨们。"

他胸怀宽广，从不记成见，看同志是看到别人的长处。

一九五0年六月，我和他到七十八团检查工作，团长王慕韩脾气暴躁，但人聪明能干，很有本事。

当时，团部机关都在地窝子办公。他知道罗汝正来了，就在地窝子里大骂罗，说他没能耐，声调很高。

我们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，罗却装着没听见。

我后来严肃地批评了王慕韩:“对同志有意见不能采取谩骂的态度，有意见可以当面提，骂人不是共产党的作风。”

这件事发生后，罗汝正到七十八团去，还和往常一样同王慕韩一块研究工作。

1955年根据工作需要，组织上决定调任王慕韩为副师长，征求罗的意见时，他非常赞成。王慕韩来师里工作后，他们俩又配合得很好。

张天盘跟随他三十多年，一直在他家当勤务兵，他待张像亲兄弟一样。

1952年，罗汝正买了一块手表，就把自己的怀表送给了张，后来又给张送过一块表，可他自己的儿女，无论大小没有一人戴表的。

1962年，张天盘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他还帮助成了家。凡是和他认识、打过交道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，都被他为人热情而谦虚，善于团结人，乐于帮助人的精神所感动。

1965年7月，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石河子。罗汝正同志多么想跟当年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问声好,说句话呀!

这样的幸运终于降临了。总理在视察石河子垦区后，接见了先进人物和各方面的代表，并要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。

照相时，兵团领导张仲瀚领他到总理跟前，介绍说:“总理，这是您的学生，叫罗汝正，他是黄埔四期的，在新疆和平起义中立了功，是起义通电上签名的高级将领之一。起义到现在，一直是这个师的师长。”

总理听了介绍后，上前同罗汝正紧紧握手，说:“你起义有功，屯垦戍边的工作也搞得很好，咱们一起照个相。”

总理招呼大家坐下照相，罗汝正和总理离得很近。欢送周总理时，总理一定要和他坐在一个车子里，罗汝正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回到家中，他高兴地对爱人和孩子们说:“我见到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，周总理还和我握了手，问了我的情况，现在我是天下最幸福、最富有的人了。”

兴奋使他返老还童，像小孩那样快乐和高兴。他把周总理的题词和陈副总理的诗，念给家里人听。

他还把周总理的题词和陈毅副总理的诗，一笔一划、工工整整抄写在日记本上，铭刻在心里。

1965年10月，罗汝正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。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健步来到面前，亲切地说:“你是黄埔四期的罗汝正，今天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总理握着他的手:“你起义有功，我们党是不会忘记的。”总理超人的记忆，使他惊呆了，他们只见过一面，况且总理日理万机，还把他这个起义将领牢牢记在心上。

罗汝正这个铁血汉子，此时此刻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他兴奋地对爱人说:“总理还记着我，说我起义有功，我瞎摸了大半辈子，总算找到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，找到了我的归宿。”

1982年夏季，我重返石河子，这里的老军垦和他们的后代们，使戈壁新城石河子出脱得更加英姿迷人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老罗，你安息吧!你和农八师广大军垦战士开创的农垦事业后继有人，兴旺发达，一定能够对边疆各族人民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
千秋功罪，自有人评说。拨乱反正后，罗汝正同志的沉冤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。

历史是谁也篡改不了的。罗汝正同志通电起义有功，是人民的功臣，这就是历史。起义后，他拥护党的领导，忠诚党的事业，作风正派，光明磊落，他严以律已，宽以待人，对同志披肝沥胆;他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兢兢业业。他率领广大官兵屯垦戍边，风餐露宿，披荆斩棘，布衣素食，身先士卒，含辛茹苦，历经艰难，在开发边疆、建设边疆的伟大斗争中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石河子的创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。 #优质图文扶持计划#

发布于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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